关于邬桑的网络收集

邬桑真名叫邬逸聪,日本男演员,出生于中国上海,国籍是日本,在冯小刚电影《非诚勿扰》中友情出演旅日华人。

别名昵称:宇崎 逸聪(日本名)《非诚勿扰》中饰演葛优的旅日朋友邬桑。邬逸聪是冯小刚的好友,旅居日本,从事中文电影的制作工作,《非诚勿扰》的日本剧情就是其参与策划的。曾参与制作电影:[天下无贼],[孔雀],[风月],[兰风筝],[活着],[太阳照常升起],[霸王别姬],[五魁],[炮打双灯],[红樱桃],[红色恋人],[好男好女],[多桑]等电影40多部。片尾,邬桑独自开着车子行进在公路上,唱着哀伤的歌潸然泪下…… 这段剧情正是非诚勿扰表现的主调。邬桑何许人中国电影在日本的重要推手朋友印象:脑袋像青春期的刺猬我与“邬桑”头次见面,应是2007年10月下旬,地点在北京,同时会面的还有日本松竹电影公司的几位头面人物。与日方几位一见面,全都是整齐划一的西服领带,只有这个邬先生与众不同:休闲款的外套、休闲裤,穿着越野专用的大头登山鞋,鞋带几乎要一直绑到小腿上;剃成“毛寸”的短发打满了摩丝,一绺绺精神地立着,有些像青春期的刺猬。他是一位对中国电影打进国际市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幕后工作者。同时,他也参与制作了日本歌舞伎在中国的巡演,和歌舞伎和昆曲的中国公演。他之所以参与到当时的昆曲中去,乃是凭了与松竹公司常年合作积累下的良好关系,由松竹聘其为顾问,专门负责与中方演出单位和制作单位联系协调工作。其实说起来,中国观众因对歌舞伎相当陌生,所以对“中日版”《牡丹亭》的主演、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并不如何“感冒”,反而有不少人通过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长篇报道,知道曾有个被誉为日本的人间国宝的名叫坂田藤十郎的歌舞伎演员曾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等四大城市演出过。其实,坂田藤十郎中国巡演的具体工作就是由邬桑负责的,所以他应该算得上熟悉歌舞伎的人物了。———姜斯轶

邬桑自述:为40多部中国电影做过后期我是上海人,本名叫邬逸聪,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有两个孩子,侨居日本二十多年,已入了日本国籍,有个日本名字叫“宇崎逸聪”,拥有自己的公司,主业是为中国电影在日本做后期制作和海外发行。我1988年来日本,出国前是一个制药厂的工人,到日本后学习的是医药专业。刚去日本,就是典型的留学生的日子,洗盘子,建筑工地,送报,挖阴沟,苦活累活什么都干过。后来实在没钱了,交不起学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去一家电影公司,那份工作是深夜拷贝录像带。后来别人觉得我还不错,正好那家公司在做中国电影的后期,缺翻译,就让我做中国电影的后期制作的翻译

电影这个东西我以前就很感兴趣,我对摄影啊什么的都熟悉,所以一下子就学上手了。除开最初的两年,我在日本的20年中有18年都是在做中国电影,主要在做后期的技术工作,和胶片打交道,音乐画面都负责。在日本,当年做这个行业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我做过的电影不少,当时很多片子,只要是在日本做后期的,基本上我都参与过,有40多部吧,包括《霸王别姬》《风月》《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

大概六七年前,我被另外一家公司挖走,开始做中国电影在日本的发行,先后做了大概40多部吧,包括《英雄》《十面埋伏》《无极》《霍元甲》,我还做过一些技术上的制片人,包括《孔雀》和《暖》。《天下无贼》我也参与了后期和发行。

半部《非诚勿扰》

 他和冯小刚聊出来的

朋友印象:他紧张了就有些结巴,说的都是心里话

邬桑是个不大善于言辞的随和人。我虽然觉得他长相如同金刚,但当看到他搂着孩子亲亲抱抱的时候,又觉得百炼的精钢一下子变成百转千回的绕指柔肠。邬桑的不善言辞,最典型的莫过于《非诚勿扰》全球首映礼当天,当主创团队上台与观众见面时,邬桑过于激动,一句话被结结巴巴地反复了好几回。现场观众也受了感染,对他结巴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可能都明白,虽然他讲话结巴,但结巴的即兴讲话往往是心底的实话。———姜斯轶

邬桑自述:小刚一到日本就找我喝酒

小刚当初写邬桑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说“别改了,就是你”。邬桑就是我,只不过我没有生活在北海道,不是农民。我和冯小刚是多年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我跟张黎熟,他是《天下无贼》的摄影,当时这片子要来日本做后期,就是张黎穿的线,我和小刚就熟了。做完《天下无贼》,他每次来日本就找我喝酒,他年龄比我大一岁,我们是同龄人,很投缘。

记得是2007年10月,小刚来日本参加横滨中国电影节。晚上闲着没事,我带他闲逛横滨中华街。没想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我们被几个热情的中国人拉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有卡拉OK的小酒店。中国朋友热情招待,劝酒,拍照,拉家常。小刚也是个性情中人,才几调羹啤酒下肚,就嚷嚷着要开唱。小刚很喜欢音乐,经常会在人面前哼出一些轻音乐的旋律。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啊之类的。当然,更多的是革命歌曲,而且以进行曲为多。比如运动员进行曲等等。他很喜欢日本的一首叫(昂—SUBARU)的歌。就硬让我给他唱。其实,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到日本后学的第一首日本歌。那天我也是几盅下肚,喝得有些高。来了兴致就很投入地表演起来。想不到小刚听了第一遍以后,先是表现得很激动。感到不过瘾,坚持让我再唱第二遍。可是唱着唱着小刚也动起了感情,忍不住热泪盈眶。可想而知,音乐这东西是没有国界的,好的歌曲,即使歌词不懂也能打动人。也许我和小刚都属于那种感情脆弱的男人。一个画面,一段旋律,一句不经意的对白都能感动得老泪纵横的人。这首歌也是后来我们在四姐妹居酒屋唱的歌。从此,我只要和小刚喝酒,他就必定拿我出来献丑。给大家表演。可想而知他对这首励志的歌有多么喜爱。以后有机会你们也可以让他唱。他会唱,而且发音还挺准的”。

小刚来日本宣传《夜宴》那会儿,当时恰好还有时间,小刚就说一起去北海道吧。我就跟他说,去知床吧。我开着车,小刚和他的助理,我们三个大男人在北海道逛了4天。我们当时的路线,和这次《非诚勿扰》的路线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是冬天,下着雪,我们拍的时候是秋天。小刚这人一上车就不睡觉,一路上我们就聊。他问题特别多,电影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当时聊出来的。比如小刚老看到那种带尖顶的小房子,就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用来忏悔的小教堂。小刚说自己要去忏悔,他的助手张述跟他说,那教堂太小了,你的罪恶太多,这里装不下,你得找个大的。电影中的葬礼、教堂、吃海鲜烧烤、还有四姐妹居酒屋,都是当时聊天聊出来的,当时没有想到要专门为一部电影聊点什么,就是男人之间的瞎聊。但是小刚这人脑子特别好使,他都给记下来了。当时小刚就说,这里太美了,得来弄一个电影。我当时认为他这想法很不靠谱。后来他突然说要拍了,我就给他弄了很多资料,日本的风土人情,题材什么的。我是这部电影日方的制片人,也是日本拍摄部分的总负责人。C首次当演员是为了哥们儿上贼船朋友印象:严谨,苛刻,“可怕”别看邬桑演着喜剧,只要和他共事过,就知道他对工作的严谨已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往往让其他人感到此人相当“可怕”。在各大门户网站的《非诚勿扰》专题里,也许是因为找不到任何与“邬逸聪”有关的资料吧,他的名字竟在客串名单中被直接删除,这种擅自删除他人署名的做法,显然并不尊重他人的劳动。 ———姜斯轶

邬桑自述:忏悔那场戏小刚发火了

4月我们去看景的时候还没说让我演,后来要拍的时候突然说要我来演。我推了,但没推掉,因为角色都照我来写的。我不是演员,没有自信,压力特别大,那三个月,我一边做制片,一边演戏,后悔死了,我宁可只做幕后。我的感觉就是“上了贼船”,拍了第一天就想下来,但没人能替我,我不拍就是对不起哥们儿。第一场戏,我一边开车,一边说“日本人肯定以为我们中国人特仗义”,就是那一段车里的戏。我觉得怎么说都没有京味儿,说不出来,大概拍了四五条才过。我看剧本只知道看自己的部分,我就划上红线,背得滚瓜烂熟。但一到镜头前就全忘,每次葛优说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该自己接上去。后来小刚说,不行,你把你那剧本扔了,重给我一个没划红线的剧本看。另外,小刚拍戏主张说话自然,我做不好,小刚就说:“你不是没演过戏吗?怎么说话跟话剧台词一样?”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在教堂忏悔的那段。拍到一半我发现这个角色和我想像得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开始对角色有想法了,我觉得我应该特别酷,装酷,装深沉。小刚可能考虑的是整体的画面感觉,他说:你手不对,脚也不对!我老别扭。拍了一条,两条,好多条,他突然嚷嚷:“不拍了,就这么着了!”他一嚷我们大家都急,气氛就紧张起来了,我一看他急我就更紧张了。你说片场那么多人,还有一半是日本人,还听不懂他嚷什么,我也抹不开面子啊。我们私底下在一起都是哥们儿,我叫他小刚,在现场,得叫导演,我就跟他说:“导演,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他说行。最后一条才过。有的时候,你在思想上理解了,但手脚跟不上,我就觉得我宁可不挣钱,也不要当演员。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你是一头猪,你不会爬树,就不要想着当一头熊。D那场哭戏是哭我在日本的20年朋友印象:细心、火大、易怒邬先生长了一副大庙山门前“护法金刚”的面孔,狮鼻虎目,肤色微黑,颇具有些威慑力。身量并不很高,却很壮健,上肢尤其发达,常作拳击手出拳、闪躲状。我不谙技击,但也能明显听到他出拳时有风声,很有力道。邬先生说话很直接,绝少拐弯抹角,且往往能一语中的,不仅自己说话从不拖泥带水,也最讨厌别人说话吞吐含糊。细心,但不是慢性;火大易怒,但罕见焦躁之态。这么一个极其不像南方人的人,却是个地道的南方人,且是个地道的上海人,当时致使我等初得知时都有些“岂有此理”的感叹。———姜斯轶

邬桑自述:哭戏,我酝酿了好几周那场哭戏,怎么说呢,我拍这场戏,我的整个感觉是很复杂的,基本上就是我在日本的20年的经历。早在影片筹备期间,我一个人开着车在北海道找景,那条后来被用作我开车离别的路,还有一个北海道原野的大全景,都是我在找景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找到的。我对这条陡坡特别有感觉。曾在哪儿来回开了十几回。还在那条陡坡路上沉思过好久。后来,小刚选了用(知床旅情)这首歌来结束我的最后的镜头。我更是感慨万分。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所表现的就是友情和离别。集中有一句歌词就是和旧友一起登上山坡的歌词。那首歌的旋律之美,并且和小刚想表现的主题是那么的贴切。拍摄那天下午就安排了这一场戏,大家都知道我需要一个人,就没人和我说话。一个副导演说,邬桑你睁眼看太阳,看十秒就能流泪,剧组还给我准备了眼药水。其实没人知道,我为这场戏酝酿了好几周时间,我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场戏。那首《知床旅情》,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我想我一定能哭得出来。那天拍第一条的时候,小刚坐在车后座。他自己拿着机器,说:“你觉得可以开了,我就开机。”可是他在我怎么也演不好。他一说:“开吧。”我一点心情都没有,就开着车在路上绕了一圈,突然感觉来了,可是路也走完了。拍第二条的时候,让吕叔(吕乐)上。吕叔是个绅士,他自己也做导演,他跟我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不和你说话了。”吕乐躺在后座上等我,当时我耳边是葛优在医院离别时的那几句话。觉得那二十年在日本的辛酸苦辣一下子被搅开了。曾经有过的离别,背井离乡和孤独就像泉水一样从心里涌了出来。已经顾不得摄影机的转动,镜头的位置。完全进入到了自己的世界里。眼前一片模糊,不得不停车抹泪。这一次我顺利过了。后来换机位什么的又拍了四五条,我感觉一发不可收拾,伤心得死去活来。我很佩服小刚的感觉,他在拍摄之前早对那些零零碎碎的画面,音乐和情节在他心里进行了合成。《非诚勿扰》上映之后,网络上有好事者组织了不少与“邬桑”有关的投票调查,编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理由解释“邬桑”为什么在电影里会哭。而我感到小刚是在为大众拍电影,也是专为你一个人拍的电影。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你在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对了。遗憾的是许多网上的专题上连我是谁都没弄明白。其实着也无所谓,自己本来不是专业演员,平白无故过了大银幕的瘾,还能跟影帝、大牌女明星搭戏,已经算得到的太过了。观众还这么喜欢我“邬桑”这个角色,自己享受着满足感,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对话邬桑问:第一次做演员,觉得自己表现如何?

答:其实我都还没自信去看《非诚勿扰》的全片。我回上海的时候,想陪我母亲去看,我父亲当时去世了,母亲很孤单,我想带她去看电影,她很高兴,问我是不是去看有我演的那一部。妈妈老怕别人不知道那是我,就想跟周围的人说,我根本不想让人认出来,一到我的镜头出来的时候,我就假装去小便,躲了好几回。

问:你和葛优的对手戏最多,你怎么评价他?

答:葛优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和他对手戏多,一紧张就对不上来,他几乎每晚陪我对台词。在现场葛优就对我说:“咱别理小刚,不行重来就是。”你说他这么大的大腕,骂你都可以,但他从来都不生气,性格特别好。电影里的台词不都是别人给他设计的,在教堂忏悔的那一段,他的那些唠叨,都是自己即兴发挥的,根本就没剧本,我们在外面一边听一边笑,那些都是他的生活。

问:你拿了多少片酬?

答:这部戏,我是属于友情客串。呵呵,也许是因为邬桑在车里拿了秦奋的钱嘴软了,就不说这片酬的事了吧。

问:还有人继续找你演电影,你会答应吗?

答:我觉得做人要低调,我以后还是想干老本行,挣钱吃饭养家糊口。我不想演戏,这碗饭不好吃。

问:《非诚勿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非诚勿扰》对于我的意义在于:一个幕后的工作人员,被抓出来放在了前面,这本来也没什么,但至少让一个卖豆浆的认出我来了。我在首都机场,行李超重14公斤。那工作人员说:哟,您不是邬桑吧?我笑笑没说话。他就那么让我过了。

邬桑style:名利不是我的春药,喜欢才是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邬桑

半部《非诚勿扰》,

是他和冯小刚聊出来的;

他是日本传统戏剧、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歌舞伎的所有中国公演的统筹、策划者,

也是中日电影交流的重要桥梁,

被窦文涛称作中国电影界日本支部书记。

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你一定看过经他后期的电影:

《霸王别姬》《风月》《活着》

《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

他是邬桑,

是冯小刚《非诚勿扰》中邬桑的扮演者邬逸聪,

一个和崔健一样,

“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的酷男人。

从大阪回上海的苏州号轮船上,三两成群的人们在甲板上半眯着眼,吹着海风聊着天。一个独身男人暗在角落,来来回回心事重重的样子。周围谈天说地,反复围绕他的却只有一个想法:“死还是不死?”

死还是不死,这是邬桑每天要问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始终想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刁难他、折磨他。

1

洗盘子,建筑工,送报…

只差没有背过死人

恍惚间,时间仿佛回到了1988年,那一年有两大历史性事件。第一件事是上海人因为吃毛蚶导致了甲肝大流行,第二件事是改革开放的出国潮来了,这两大事邬桑都没落下。想到将来在国营厂里当一辈子工人,28岁的邬桑感到恐慌。当时甲肝还未痊愈,又得了肾结石,拖着病体,带着向亲戚借来的学费和一点点生活费,以及一大箱子“章光101”(给学校里普遍秃顶的日本老师们带去的见面礼),邬桑就这样开始了赴日旅途。

怀揣着对发达国家简单而美好的想象,邬桑在日本开始了边学语言边打工的生活。这个时候他一共会说四句日语,分别是“你好”、“谢谢”、“对不起”和“再见”。留学期间,邬桑在日本打过39份不同的工,洗盘子,建筑小工,送报,除了没有去背过死人(在日本,收捡尸体俨然是个工种,因为没人爱干,所以报酬很高),什么脏活累活,只要有钱他都上。

最累的时候,凌晨两三点才结束在一个冷饮工厂的工作,但早上7点又要坐地铁穿过大半个东京去上课。有一次他在地铁上惊醒,才发现自己已经绕着东京跑了好几圈。

虽然生活艰辛,但对艺术的热爱却从未消失

但这么兼职,交了学费、房租、水电费,再买些书、生活用品,还是所剩无几,最后邬桑兜里只剩下500日元了(相当于人民币1元)。中午放学,同学们喊着去外面馆子吃饭,邬桑说:“我带了便当”。左顾右盼确定同学们都走光了以后,他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饭盒。这是一大份白米饭,上头盖着1枚小小的煎蛋。没钱的时候,多吃米饭,也涨力气。

因为穷得没钱去澡堂,邬桑还一度像流浪汉一样,半夜偷偷跑到公园的洗手池洗澡。在这样的困窘中,他考入了一所医药专科学校,但最终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退学。

在痛苦的日子里,邬桑常常用音乐治愈自己。那时候还不会说几句日语,但日语歌却唱得很溜了。在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为了邬桑的信仰,也是抚慰心灵的治愈良药。

2

跌跌撞撞

却被命运引入电影圈

邬逸聪是个上海人,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年,娶了日本太太,也成了半个日本人。但他既不像我们想象中的上海人,更不像我们印象中的日本人。他是一个久经岁月,被时光之砂磨砺成的、满是棱角的硬汉。他的朋友遍布天涯海角,大家都称他“邬桑”。初见邬桑,这个世俗眼中的成功男人没有西装革履,而是身穿黑色休闲卫衣、脚蹬一双休闲皮靴。头发剃成“毛寸”,一绺绺精神地立着。黝黑的皮肤,嘴巴轻抿,额头上的川字纹像刀刻一样,尤其深刻。

罗素说,一个人的脸,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写着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邬桑的脸长得如同金刚、脑袋像青春期的刺猬、眼神囧囧格外坚毅,里面有他面对命运的倔强,也有生活浸润出的坚韧与力量,30年的旅日故事,全写在这张脸上。



接受采访时邬桑陷入回忆中

就在邬桑的留学生活陷入绝境的时候,老天给了他宝贵的转机:一家名为东京现像所的电影胶片冲印后期制作公司招募中文翻译,凭着自己化工专业知识和从小对摄影的浓厚兴趣,邬桑得到了聘用。

当时正值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们走向国际之时,到技术更先进的日本进行后期制作成为导演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东京现像所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而邬桑也成为被这个中国电影史的辉煌时代选中的幸运儿,他被命运扔进这次电影艺术大潮,从此踏上了职业电影人之路。


1994年,与张艺谋导演合作《活着》,张艺谋及主演巩俐同时为邬桑签名留念

邬桑当时并不知道,从他参与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开始,《霸王别姬》《风月》《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孔雀》《非诚勿扰》等40多部中国电影,划定了他此后近30年间的生命轨迹,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姜文、冯小刚、张黎、顾长卫、巩俐、葛优、杨丽萍,王学圻……也纷纷成为他电影生涯中重要的伙伴和朋友。难怪窦文涛曾评价他为“中国电影的日本支部书记”。


与田壮壮导演合作《蓝风筝》


与侯孝贤导演合作《戏梦人生》


与谢晋导演合作《鸦片战争》特效拍摄时照片留念,摄于东莞虎门炮台

说起跟这些名导合作过程中最难忘的事,邬桑聊到了跟姜文导演合作《太阳照常升起》时的一桩趣事。那时姜文通过邬桑联系到久石让,聘请这位世纪音乐大师其为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进行电影配乐作曲。三人约在录音棚里见面,姜文在样片中把需要做配乐的部分,已经用莫扎特经典音乐做了铺垫,并表达说:就是要这个感觉的音乐。有着丰富电影配乐经验的大师久石让瞬间暴跳如雷,把香烟狠狠的砸在钢琴上,大着嗓门说“我能和莫扎特比吗?直接用莫扎特的音乐就好了啊,还来找我干什么”,转身就冲上了二楼,足足二十分钟没有下楼。


久石让和姜文,同为艺术执着

邬桑明白这是两个天才的争吵,他必须充当好沟通的角色。上了楼邬桑跟久石让解释到:“这绝对不是不尊重你,姜文是把自己希望出现的音乐的感觉做了一个示范。”接下来,是漫长的沟通过程,邬桑反复跟久石让进行沟通,一直进行到凌晨2点钟,久石让下楼了,再次跟姜文就电影配乐进行交流,谈了不到一会,久石让又将手中的香烟又重重摔在了钢琴上,再次不欢而散。一晚上不知道来来回回推翻重来,再推翻再重来。

最终通过不断磨合及反复沟通,姜文和久石让的天才碰撞,在邬桑的串联下圆满完成了。工作结束后三人相约去六本木的久石让常去的俱乐部喝酒,姜文对邬桑说:“虽然不知道你说了些啥,但你知道我想说啥。”

说到这些,邬桑平静的脸上才有了一些动容,也显露出一丝满足。其实抛开这些最终获得的荣誉,回顾前半生几近千疮百孔,此时邬桑顺了顺头发,说:“这是一个男人的勋章。我走过柏林电影节的红地毯,也跟日本首相见过面,这些跟我曾经的狼狈同时存在。


邬桑不仅参与多部电影制作,自己也曾参与多部电影拍摄

3

肝炎、肾结石、动脉瘤、抑郁症

命运如刀,他一刀一刀地扛了过来

初到日本的一段时间,邬桑还未曾痊愈的急性肾结石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肾结石发作时的疼痛是根本无法忍受的,除了手术、碎石,只能服用止痛药或打止痛针,同时大量喝水等待结石自行排出。邬桑在语言学校上课时结石发作,疼得满地打滚,因为怕叫救护车需要付费,坚持回到当时打工的报社员工宿舍,从行李里翻出由国内带来的阿托品,自行注射止痛,吓得日本人以为他是瘾君子,差点报了警。

终于到了医院,医生要他住院。身上只有3万日元的邬桑哪敢在医院耽搁,打了一支止痛针就逃走了。

肾结石在他的生命里只能算是小病小痛。2011年,日本大地震,中日关系也不好,邬桑好不容易才有起色的事业陷入胶着。就在这时,他被查出脑子里有个动脉瘤

多年来积攒的积蓄此前全部投入自己梦想的“拉面故事”剧本,现在他又回到了生不起病的状态。他不敢与人说,尤其是家里人。人到中年的邬桑在面对又一个人生关口的时候,多年结交的朋友们雪中送炭。他们不知从哪里得知了邬桑的病情,有人看似无意地介绍来了报酬丰厚的业务,还有人直接支付了手术费用。友情表达的过程,没有虚情假意的你推我让,没有唾沫横飞的豪言壮语,没有施恩于人的居高临下。这是邬桑最崇尚的男人间的交往方式: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深沉、实在、互相尊重。或许因为邬桑对人就是如此,他的朋友们很多也是这样。

上手术台前,余震还在进行中。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邬桑陷入了一丝恐惧,一会问地震会不会停电?一会问停电了怎么办?一会又问手术要多久?一会又问会不会死?紧张不安中,他感受到了医生在他头皮上开始做标记,准备开颅。10个小时后,他被推出手术室,他见日本人说日语,见国人讲国语,还跟日本女护士用日语调侃。

从中国赶来慰问的朋友问他疼不疼,他说好疼。开颅的刀痕从右侧太阳穴起,跨过了前额的发际线,像装修一样被皮肤吻合器钉了四十九颗铜钉子,样子像《科学怪人》里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又像《机械战警》里被人体改造的主人公。

顺利结扎了动脉瘤,本以为受到了上天眷顾,没想到噩耗接踵而至,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血管瘤的位置正好是管抑郁症的”,邬桑慌神了。3天以后,邬桑真的抑郁症了。事业停滞,没有存款,孩子还要上学……那是他生活中最灰暗的时光,早上太阳出来难受,太阳不出来也难受。唯一的欣慰是三点半以后,孩子们要放学回来了。邬桑坐在家里,看着窗外,小学生沿着街道乌压压地回来了,那一刻他是拼命想活下去的。但是他还要装,装着和天真孩子们说话,装着自己没有病。


接受完开颅手术的邬桑

那是邬桑最灰暗的日子

必须回上海,邬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手术还未痊愈不能坐飞机,他只能坐船回上海。一个人在船上跑来跑去,他满脑子都是自杀。外界的声音叽叽喳喳听不清楚,邬桑问自己“死还是不死”。

顿时间胸口像砸了几千斤的巨石。

“孩子今后的学费怎么办?”

“没了爸爸,孩子以后的教育问题怎么办?”

想到这些,他狠狠骂自己“没责任心”。

在反复的绝望、自责和试图振奋中,邬桑与抑郁症缠斗了三年。三年间,他在上海和东京找了三家不同的医院治疗。但是,效果并不大,通过阅读国内外大量的有关抑郁症的治疗书籍,邬桑才意识,治疗抑郁症除了药物辅助外,还得需要有一颗和抑郁症和平相处的心。

经过三年的煎熬,邬桑终于能接受抑郁症,并能和它和平共处了。每天走出屋外,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内心渐渐强大起来。也是那时候,邬桑深刻体会到给父母最好的礼物不是钱和物质,而是陪伴。只要在家,不论多累,邬桑都会给妈妈洗脚按摩。为了逗妈妈开心,邬桑还经常幽默地开玩笑说:“要不要再加一个钟啊?”邬妈妈被逗乐得合不拢嘴,配合说:“再加半个钟就可以啦~”。


在邬桑眼里,最好的孝顺是让
妈妈感受到被宠爱、被照顾、被呵护


在邬桑眼里,孝顺和责任从来不是一个彰显人品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具体而为的动词。所以即便抑郁症再可怕,也终究被一颗坚韧而责任的心打败。他说:“我恐惧过,绝望过,崩溃过,但我从没放弃”

不买房、开破车

他只旅行、听音乐、做电影

都说人活着,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活着,追求生存和温饱。第二个层次是体面地活着,别人有房了,我也要有房;别人有车了,我也要有车。第三个层次是明白地活着,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然后砍掉外在多余的东西,去追求内心的真实和自在

一般人都是求生存到讲体面,再到精神需求,邬桑不一样。直接从活着跳到了明白地活着。当曾经的同学开始回上海置业,身家飙涨,邬桑却从来没有动过买房的心思。他的观点是:买房做什么?四海为家是男人的本色,买了房就意味着在一个地方扎下根去,单调地了此一生。


四海为家是男人本色

邬桑也从来不想去过一种“标配”的生活,当周围的人们把生活过成了竞技场,忙着追逐“顶配”人生:要最好的房子,最拉风的车子,最多的票子,最给自己长脸的孩子时,邬桑却像孩童一样纯真地说:“我希望我自己住的房子一直是新房子”。没有羁绊,也没有不买房的不安全感,他漂泊在各个地方,精神自由。听音乐、看电影、喜欢车、喜欢旅行。他说:“我觉得我很满足了,这就是我的style”。

“前年我去了俄罗斯和美国,前几个月我又去了温哥华、西雅图,这个月我要去墨西哥和美国的洛杉矶和旧金山,下个月约旦、以色列”,说起来未来的规划,邬桑露出了少有的期待和兴奋,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又说:“我喜欢音乐,肯定得多花点钱买最新款的牛逼耳机、无损音乐播放器的设备啊,这些才是我的奢侈品,你看看咱国内哪个有钱人能和我比?”

当曾经一起青春的少年如今坐在一起谈论房子车子,当中年油腻甚至成为全网最火热的新闻标题,邬桑的故事,像一阵油腻中突然嚼到的清苦凉瓜

是的。

他或许不够完美,不够体面,曾经也是不被看到的边缘人。

他或许不够帅,也不是高智商,甚至浑身上下透露着刺猬的攻击性。

他病倒过,颓废过,想死过。

但他也靠着一己之力,靠着不断修炼内心,战胜了命运给他的痛苦,找到了生命给他的乐趣,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值得他人都来羡慕一下的精彩人生。

这是邬桑的style,名利不是他的驱动力,喜欢才是他的春药。不去附庸风雅,也不去世俗苟合,而是在自己的内心找到一片桃花源,取悦自己。所以在外人看来他总是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交一些有意思的朋友,享受最高级别的自由,这就是精彩人生。

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几年的邬桑,对日本的一切好东西都能如数家珍。所以当乐领及会员们远道而来时,他像招待亲朋好友一样把家里的“宝贝”一件件呈上来。这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也是乐领及会员们共有的价值观——在最美的地方,做最喜欢的事,遇见最有趣的人

这是邬桑的故事,也是真实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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